出生：1964年
毕业：1986年
专业：装潢美术
经历：1989年起为《江苏画刊》、《读书》、《今日先锋》、《上海文化》、《Art》等杂志撰写艺术评论主编《九十年代中国美术》
2000年被中央电视台等五十家媒体评为“中国最佳策划人”之一、2008年被评为上海创意产业领军人物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美术史学史博士
现职：现任上海美术馆副馆长、上海美术馆双年展办公室主任、国际现代美术馆和收藏委员会（CIMAM）成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博学会会员、同济大学客座教授
许春燕（以下简称许）：张老师你好，我们学校今年刚好是五十周年校庆。你作为我们的老毕业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所以我们想采访一下你。主要是想请你谈谈你在那个时候在美校的一些经历，我想你应该有很多感慨吧。
张晴（以下简称张）：谈起美校的经历，确实感慨很多，一晃都已经25年了。我是1983年报名并考入考美校的。
许：那时候多大啊？
张：那时候十九岁，高中刚毕业。我从小喜欢画画，在苏州这个城市里，人们都知道学画画的人最终应该到美校去深造；而美校毕业出来的人，也就是这座城市美术圈子里的佼佼者了。
许：当时没有别的可选余地吗？就一个可选的，就是美校？
张：美校当时在苏州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已经有多届的优秀学生毕业于此，他们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还是中学生的我，每当路过美校的门口时总对它非常仰慕，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今后学习美术的更高殿堂。当时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可以看电视、可以上网，了解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的视野和信息还是有局限性的。也正因为如此，生于苏州长于苏州的我把考进美校作为自己成长为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必由之路。
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起我到美校报名的情形。1983年春，那时候社会普遍有着仰慕艺术家的风潮。每个有志于艺术道路的人都渴望有朝一日成为大家。当时在苏州工艺美术学校，去报考的人其实不大有“工艺美术”这个概念，都是想去做艺术家的，特别像我这样从小学就学画素描的人。我们当时有4个专业：装潢美术、工艺绘画、工艺雕刻、工艺织绣。报考的时候，我就问招生办的老师，选择哪个专业画素描和色彩的课能多一点？老师回答是：装潢美术。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报考了装潢专业。报考那个专业的人，当然大部分是想做一个艺术家。素描是一切造型基础，把素描画得好一点，把自己的本领練得好一些，今后才能做一个艺术家。像我们这样的报考心态现在的学生可能不太有了。
许：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学习绘画的人推崇的并不是具有实用性的像艺术设计之类的专业，而是抱有一种艺术家的梦想。
张：对，不一样的。大家对艺术家的渴望和向往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征，尽管我们考的是工艺美校，但我们还是朝思暮想做艺术家。所以当时考进去的时候，装潢班的成绩是比较高的。到了班上，上素描课的时候，大家也在较劲，看谁画得好，因为这个素描都是手上功夫啊。我们班十五个都是男同学，范仁高是班长、李沪军是副班长、蒋建平是学习委员、张学军是劳动委员、体育委员是温峰、团支部书记是黄学雷，还有孙哲政、唐应山、张军、卢志峰、鄂昌明、郑少华、夏晓云、徐明峰和我，二年级时有一位四川省米易县文工团来的插班生吴必中。班主任是诸艺萌，到了三年级的班主任是濮礼建。苏州市区的学生就我一个考入装潢班。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去环红少年宫美术班学了五年素描、色彩和创作，中学时代也是学校美术班的骨干，加上自己还去成人的夜校美术班学素描和色彩，所以专业成绩一直不错。在当时，画得好的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就有一种荣誉感，一种自信。
许：当时你们都没有选择去考大学？
张：也有不少同学考了大学。我们这个班有3个应届生，其它学生年纪都比较大，工农兵都有，有的人在家乡巳定了亲，还有的人是涂改了年龄来考的。他们都工作过，经验比较丰富。我进去就是一个小弟弟，除了画画其它都不懂。当时考大学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招的人不多。所以说，美术专业的学生考大学要考几年，这是很正常的，第一年就能够考取的是不多的。当时有些人考了中专，也同时考了大学，大学和中专可以一起考。我们班是拿到本科大学备取生最多的一个班。只要有机会能考上学校画画，不论是大学还是中专都要去，那是一个渴望艺术的时代。
许：这就意味着同时可以选择上别的大学。
张：是的，我当年也考了其它的大学，也拿到了大学的备取生资格通知书，后来都没去，因为那年家里出了一点意外。就在我高考的第一天，我父亲去世了，家里人为了不影响我考试，没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先去苏州考区考了三天，又去无锡考区考了三天。过了一个星期，我妈写信到家里，让我和妹妹身上穿得干净一点去上海，在信中也没写我爸爸去世的事。直至今天，我妈妈从来也没有说过我爸爸去世了。
但我在考试时，冥冥之中总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因为考素描和色彩都是站在考场中画的，我清楚的记得，画到下午就没力气了，甚至蹲在考场中，站不起来了，因为我的心里面对着双重的压力。
父亲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较高，他的去世对我们家庭经济影响比较大。当时我母亲一个人工作，我妹妹还是个初中生。我是高中毕业，考虑到家庭情况，我这个充满着理想和百折不挠的人也就不想去折腾了。万一第一年考不上，还要第二年，第三年，难道继续用妈妈的钱？对这个家庭来讲，负担太重了。后来家里就商量，既然考上了美校，就在苏州读书多好，开销也可以节省很多。当时美校也有助学金的，大约是七块钱，九块钱，最高大概是十一、二块，每个人都可以申请。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只能默默地去适应。这应该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重大的人生选择和人生转折，面对这一戏剧性的转折，我只能默然无语。
我当时总有一个想法，等到那天我自己挣钱，能养活自己了，再去考大学。不过这个打击对我的影响不小，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突然间变得无语了，变得沉默了。我常常在想我是不是就与高尔基人生中《我的大学》一样，反正只能自己独自想想，也没人可以作内心的交流。而我继续奋斗的力量往往是来自于《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渴望生活》中的梵高。这本书是借来的，只能晚上看，白天要还给别人。当我看到梵高执意去矿里与穷人一起生活与画画时，我痛哭流涕，我似乎想追随梵高一起去矿里饿着肚子画画。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是艺术家取之不尽的本钱，我在这些勇敢的人鼓动下，自己渐渐地不觉得孤单了，因为我巳进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许：在美校上学的那些年，你记忆最深刻的老师是谁呢？
张：记忆最深的就是徐达老师了。徐达老师教我们素描，严格得不得了，我感觉简直像进入部队军训一样，严谨、规范。上课绝对安静，根本没有人讲话。画得不好呢，他马上将你一把揪起来，亲自示范画给你看，让你心服口服。大家每次去上素描课，又高兴又提心吊胆，万一被他看到画得不好就倒霉了。但是现在看来，他的教育思想是蛮好的，譬如画石膏，他就先把这个石膏像的历史背景人物介绍清楚，介绍时像导演说戏一样，充满激情，他每一个肢体动作都表达了这个石膏像人物的性格和特征。然后再教你素描技术与技法。他采取的手法是抓两头带中间，把班里最好的学生和最不好的学生紧紧抓住，去带动中间的一批人。
许：这也是中国教育中很传统的教学方式。
张：我觉得他的教学方法还有一点很好，就是反对滥竽充数，每一关都卡得很紧。比如说，一年级开学第一堂素描课的作业是画白色几何体和白色羽毛的鹭鸟静物，透明的玻璃器皿和一块白色的背景布和一块漂白的桌布，全都是白色的。如果你在素描上没有真功夫，第一堂课就给你一个下马威。徐老师就是这样，让全班学生的作业都在他眼皮底下一个一个过关。
第一关就是打轮廓，有的老师想想差不多就可以交作业，但是他不行。过了第一关的学生，可以画明暗了；而过不了的学生，接下来的一个礼拜还是继续打轮廓，必须把轮廓线、边缘线和结构线交代得清清楚楚，决不能含糊。直到哪天打好了轮廓，才能进入到第二阶段上明暗。每过一关都是面对面的，天天都在闯大关。
许：要求真是非常严格啊，压力一定很大吧？
张：压力当然是非常大的，我们都很紧张。万一画不好，就要一个人在原来的石膏像前重画，大部分同学都去画新安排的石膏像了，而不过关的同学，画上个把礼拜的静物，那就完蛋了。一个单元一般是四周或六周，一周一次作业，跟不上的学生就交不全作业了，因为不合格的作业是不收的。所以在紧张的情绪中，就想一定要把本周的作业画好。我们班也有个同学画得不好，就一个人在边上画，他的精神压力太大，即使最后勉强通过了，分数也肯定不高。
许：那你们最后都能跟上吗？
张：反正跟不上的就不让他跟，也没办法，一定是过了这关才能进入下一关的。我觉得这种严谨的课堂训练让我们受益很深。这让我明白，这件事做不好，下一件事也肯定做不好，必须要用功地把每一件事做扎实、做出色。其实，做事的道理都是相近相通的。这也形成了我今后做事的一个基础、一个原则和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小事情。我上徐达老师的课很紧张，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美校出了一本《理论汇编》，那里边有关于徐老师他素描理论的文章，我每天都看，就想把他的思想吃透，然后再去画，这一招很管用。例如有一次画石膏像，好像是“白族少女”，我就按照他文章里讲的关于素描中线与物体的关系去画，大约是符合线与民族性的关系。果然，那是我在美校里第一次获得他的表扬。等到开始评分时，我很自信，我想徐老师已告诉所有同学我是画“白族少女”最好的，这辈子总要得一次优秀吧！我自评85分，全班同学都没意见，徐老师说要扣掉一分，84分。他说，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呵呵！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他在这幅画上写个“留”字，然后画了一个圈。这张作品就留学校了。
其实那一分对我来讲非常重要，这是我从1972年开始学素描以来的一种自我要求和希望，当然也是徐老师对一个学生的期待，给我留下空间，激发我再往前走一步。作为一个优秀的老师，这一分是鼓励我、引导我往前走，不让我沾沾自喜。这一分让我在一个更高的格局当中来看学生与老师之间教与学的关系，素描风格与学术追求的关系。可以说，徐老师再一次给了我一个爆发力，让我能够起跳，跳得更高，这就是艺术的动力与力量。
许：以前学生的作业分数是怎么打的？
张：当时大家都很看重最后的成绩，比如说我们班有些同学。他只要评分时数差一分都会不开心的。一般我们画好以后，先自己给自己打分数，这是第一关。譬如说，我给自己打了80分，然后老师让全班同学评我能不能得到80分。根据自己打的分数，以及全体同学给我打的分数，最后徐老师再说出自己打的分数，并且给出评语。说明问题在哪里，分是怎么扣掉的，怎么加的，还要解决什么问题等等，最后是讲评本单元全班同学突出的问题，并要求在下一周作业中克服。
许：每一个学生打分都是这么细？
张：对。必须这样细，必须讲得清清楚楚，让学生心服口服。评分数的时候大家最紧张，因为画就全部平排在教室里，同学都围在一起，给自己打分，能不紧张吗？
许：看起来得到徐老师的表扬也不容易，他对你们的影响还真是很大。有时候我觉得他给你们的这种压力反而能够鞭策人，不仅能够让你跟上大部队，而且可以让你做得更好。
张：是啊，一个是老师抓得紧不紧，学生对自己要求高不高，这两个都是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同样一个美校的学生拿到的中专毕业证书是一样的，但是事实上勤奋的学生、善思的学生，学得才会更扎实、更丰富。由于我们的语文、英语、政治等公共文化课的课本都是大学教材，所以毕业了也不会比本科毕业生逊色多少，但如果晃晃悠悠地混了三年就什么都没有了。
在美校时，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有关徐达老师上课的情形：中午下课铃声响了，他为了一鼓足气讲课，为了帮一个同学改画，他不会停下来去吃饭的。我们上第四节课早就饿了，都想早点去买饭吃，食堂去晚了就没什么菜了。但是只要徐老师在和某一个学生改画，就等于说全班都不能下课。这个规定也不是谁定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约定俗成的。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老师在为其它同学辅导，不是在跟我谈作业而我就可以下课，这是不可以的。全班同学都得留在教室里，乖乖地画画，一点声音都没有，有时候过了很长时间，已经12点多了，食堂的菜都卖光了，不知道徐老师是不是忘记了时间，也没有同学敢提醒他，我们还是饿着肚子坚持地画。这时候班主任诸艺萌老师敲门了。她帮徐达老师从食堂把饭和菜端进教室，放在课桌上，然后就轻轻的走了，门一关，话都不敢讲，招呼都不敢打，就悄悄地走了。当时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关系非常好，她知道任课老师还在里边上课，就帮他买了饭菜。徐老师也不会因为饭和菜拿来了就下课，热饭热莱早巳变成冷饭冷莱了，他该要讲的还是要讲下去。实质上，这一种对学术的尊重，对教学的尊严，我觉得比画一尊石膏像来得更深刻。他用行动告诉我们班的同学该怎么来尊重师生关系和课堂规矩，也告诉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艺术，培养我们对老师的敬畏，对艺术的敬畏，这棵敬畏之树深深地扎根在我们每位同学的心中，给我们的受益是终生的。
许：80年代的时候，校风学风普遍上是严谨求实的。
张：是啊！就学生而言，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高，班级与班级，同学与同学之间竞争也比较厉害。下了课以后大家都去画速写，到娄门、阊门，街市、菜场，吃了饭回来以后继续在教室里画。教室关了灯，个别同学不回寝室，步行到火车站候车厅去画速写，半夜回到宿舍，大门已关，再翻大铁门回寝室。当时这些同学被学校老师误解为不遵守纪律，自由散漫，现在想想，这些同学都是为了艺术勤奋好学，为了进步，吃苦耐劳奋发图强。当时印象很深刻，有一两个同学想画全身石膏人像，还有画模特儿，我们学校没有，要到工艺职大去画，画通宵，第二天早上强打精神继续来上课。到了晚上又去画通宵，对艺术的疯狂，对艺术家而言恰恰是正常的，这就是我们美校的特殊性。
许：徐达老师的教学方法虽然传统，但看起来似乎很有实效啊。他是不是一直保持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多年？
张：是啊，当时有很多学生慕名来报考我们学校，就是冲着徐达老师来的。当时的出版物太少，而徐老师的素描作品刊登在《素描技法》上，他的影响太大了，徐达与素描已成为一个联合词组。到了二年级，徐老师生病，由吕美立老师教我们班素描，一开始大家不适应，徐老师多以苏联切斯洽克夫教育体系，注重形体的块面与明暗处理，特别是处理灰调子。而吕老师是彻底以线造型，可谓是两个极端。我从吕老师悉心示范的过程中渐渐地发现形体上有线的成份，我也试着用线去造型，花了三周的时间去转弯抹角地向线靠近。当然纯粹以线造型的方式本身巳成为了一种艺术形式；也就是说，课堂作业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形式感，启发了我用线表达艺术的语言特征。这不但丰富了我对素描的深入理解与表现手法，同时也拓展了一种以素描为契机，对形式感的初步认识与探索。
许：那时候你们应该还在拙政园的校园里，虽然有园林之美，但条件是比较差的。除了学习，你们有没有其它的业余爱好，活动之类的？
张：有时候听听讲座，比如苏州歌舞团指挥钱克中老师讲的西方音乐史非常好。每放一段曲子之前先介绍时代背景，再介绍这首曲子与时代的关系，与个人创作的关系；特别是对交响乐的介绍，深入浅出，非常生动。日后，我养成了经常听交响乐的习惯。
学校里有组织活动，但比较少，也没有活动场地。校园很小，连跑步都是在高低起伏的走廊里。其实老美校的建筑还在，就是园林博物馆。我记得进门有文征明的手植紫藤，有砖雕“迎祥”两大字，对面是传达室，传达室的老头和我们关系不错，就像一家人一样。走进去能看到两边种了樱花树，再走进去是一个大的礼堂，我们有时候在那个礼堂打乒乓。吃饭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食堂，有时候在大礼堂，有时候在教室，当时学校人不多，大家都聚在一起。
许：那时候一个班几个人啊？
张：十五个人，我们学校一届四个班，三年级就一个班，我进去的时候全校就九个班，没多少人，大概一百多人。中午我们就聚在一起，吃吃饭，晒晒太阳，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因为当时只在江苏省招生，老乡同学经常扎在一起。上学以前他们学画的时候就是在一个班的，老早就是同学，后来到美校又是同学，所以都很亲切。当时吃喝拉撒睡就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包括年轻的老师也住在狮子林。刚上学时，听美校流行的语言是以南京口音为主的普通话，再加上各地方言，许多语言我听不懂。所以第一学期交流不便，我非常郁闷，有时有退学的念头，但后来就渐渐的融入到同学中去了。过了一年，我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南京话，甚至说下关的老南京话。又过了一年，我对南京口音的普通话进行发言改造，加入许多相声和评话中的语言和发音，再加入我想象的怪声怪调，创造出一种更新的流行语言和大量自编的词汇，这大概是我在美校进行的一次语言创新。
许：那种师生混住的情形，一定非常有意思，肯定也有不少故事。
张：班主任当时都很年轻，像诸艺萌是南艺刚刚毕业的，大不了我们几岁。所以我们班主任和学生就像朋友一样，走得非常近。我们晚上在教室里，还一起约隔壁班的同学就在教室里跳舞呢。诸老师教我们跳迪斯科，许多同学没跳过舞，诸老师就把迪斯科的动作一一分解，让同学跟着她跳。教堂的里面一间是匡关夫老师的宿舍，就一块薄木板之隔，舞曲和跳舞时的嬉闹声乱成一片，匡老师嫌我们吵，等他开门出来骂我们时，我们就索性把灯关掉。他骂完了回房间，我们立即跳动起来，反正舞声一定比他在房间里骂我们的声音响。现在想起来，真是对不住匡老师的。
许：那个时候物质相对贫乏，条件也差，但是有些情感，有些趣事却会使人记上一辈子。
张：对啊，那时候我们还常常偷匡老师的东西吃。当时食堂的红烧肉是一毛二，青菜百叶是四分钱，我们看见匡老师买了两块肉，就骗他说楼下有人找他，等他回来肉就没了。骗他的同学没有吃到肉，反而给匡老师骂了一顿。他的房间是在我们教室里面的，他要回房间先要进我们教室，像是套间一样。有时候他在里面睡觉，我们在外面画画，进进出出，就像一个家庭。有时候他还叫我去买饼干，一路上我边走边吃，还分给其它同学吃，回来交给他时，他说一斤饼干怎么少了？我说不知道啊。其实，匡老师也就当面笑着说几句，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当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比现在要亲密。他也知道学生吃了他很多饼干，但是他也不说什么，也不奇怪。
说到师生情上，我们从老一代师生关系可以看到很多朴素且深刻的情感。匡老师是陈志华校长的学生，陈志华跟他太太两个人就住在我们教室的楼下，有时候陈校长烧了黄鳝等好的菜，就在搂下对着我们教室叫：“匡老师啊，你下来拿菜！”一碗香喷喷的菜就为匡老师盛好了。我们想，匡老师不是陈校长的学生吗？我们不也是匡老师的学生吗？匡老师可吃他老师的菜，我们也可吃匡老师的菜，反正吃老师的不要紧的，于是我们就等着。匡老师端了一碗热呼呼的菜上来了，对我们看看，目光似乎在说你们平常可以来骗吃骗喝，可是这碗菜只能我一个人吃。为了这碗菜，一场智力游戏开始了，最终，我们要在这碗菜还没冷掉之前与匡老师一起吃完。我们觉得那个时候挺好玩的，下面住着一个校长，隔壁住着一个老师，这边是我们的教室，然后我们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偷吃匡老师的菜也成为我班的课外作业，把同学们个个都练的很机灵。现在想起来，这种师生情谊确实很感人。这种伊甸园似的生活状态是一种美，是老美校的集体温馨记忆，是老美校师生情谊的脐带，是老美校美洪流滚滚的艺术源泉，也是老美校朴实之美的本质。因为有了这些师生之间的生活和艺术融合的特殊情谊，使老美校有许许多多讲不完的精彩故事，以及那些温度尚存的青春叙事。
许：真是想起来都觉得挺温暖的。
张：是挺温暖的。当时我们住在狮子林，楼上是于宝山老师。有一次他上课时候说：“我晚上睡不着，某些同学唱意大利歌曲。半夜了，唱得越来越响。谁唱的呢？我就不说了。”其实他知道是谁唱的，他的床和那个同学的床就对着，隔一层楼板。每天那个同学知道他什么时候关灯睡觉，就开始站起来唱意大利歌曲。于老师这样说，我们一起笑，笑得人仰马翻的，而那个唱歌的同学不笑，装作在画画，非常有意思。
许：真有意思，你们胆倒是不小，也敢捉弄老师。
张：于宝山是个蛮认真的老师，他总要把迟到学生的名单记下来交到学生处去。我们和他商量说你不要记了，他说一定要记。有时候被记上名字的学生就跑到于老师家门口，把一缸水倒在炉子里面，炉子熄火了。中午于老师回去，他老婆就站在楼道里大声骂于老师：“这火怎么熄掉了？你肯定得罪同学了吧？是不是又记录迟到的同学了？或者把作业批了不及格了？”楼下的同学听到了就庆祝胜利，马上去教室学给大家听。所以，老美校师生之间八怪段子就是口口相传，代代演义，在反反复复的倜侃之间成为了经典，成为了历史，更成为了神话。当时大家生活在一起，这样一种反叛是没有恶意的，有些同学的行为属青春期的反叛，是为了显得自己有勇气，是男子汉，就当着大家的面做些出格的事出来。一来是为了好玩。二来是为了让大家关注自己，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还有就是我们班宿舍旁边陈设老师家里晚上烧了鸡，学生们闻着太香了，晚上睡不着觉，就起来把鸡吃掉了。或者天冷了，热水不够洗脚，就把某某老师的炉子上烧的热水拿来了。老师的厨房就在我们寝室的走廊里，我们每天路过就偷看他们家厨里有什么菜，趁人不注意就吃一点喝一点。所以总能听到许多老师在走廊里此起彼伏地骂“哪个人又偷吃我家烧的菜啦？”
记得有个雕塑班的同学更好玩，他天天十点钟以上厕所的名义回宿舍一趟，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是去偷喝老师订的牛奶了。当时老师和学生住在一起，就在一个大家庭里，学生当时正处于青年时期，又贫穷、又反叛、又想吃，然后到半夜就想尽办法干这些事情，倒也不是存什么坏心想要去搞破坏，也就是弄点吃吃喝喝，不然，翻来翻去饿得睡不着。一方面觉得因为老师可爱，另一方面觉得跟老师关系不错，偷吃点东西不要紧。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构成了我们美校师生一种特殊的美学，成为了二十年来老美校同学聚会最有生命力的话题，也是显示老美校具有聪明才智“坏学生”的佳话。
许：所以现在想起那些老师来，你的记忆特别深刻。想一想，一生中大多数事情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淡忘了，但是那种曾经属于我们的故事，却成为无法磨灭的记忆。
张：在美校时的日子给我的收获很多。记得有一次陈志华校长和朱达勤老师带我们从钱长江到富春江，从富春江到新安江去写生，一开始我们班学生不想去，感觉那里不好。谁知道去了以后又觉得风景好的不得了，甚至不想走了。当时民风淳朴，就像共产主义一样，出门就凭美校的一封介绍信。当地生产队不认识我们也会热情的接待我们，他们派了一个村里妇女干部来给我们买菜烧菜，实报实销。她从自己家里带来的蔬菜就不收钱，住就住在大队里。陈志华校长确实对学生很好，吃饭的时候每人一份菜，我们都要抢着吃肉，他就把他的一份给我吃，并且说他老了，要少吃荤腥。他这样并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当时教学方式真的很好，每个同学都告诉老师自己在哪里画，村庄很大，有时为了找到入画的风景，一天要走好几个村庄，来回走二十几里路，老师就在村庄里走来走去，找到每个人看他写生的情况。牛怎么画，草怎么画，房子怎么画，太阳落山和山的关系怎么画，云在山里飞来飞去怎么画，山里有雾了怎么画，他一一给你细讲。
当时老师对我们像父母对孩子一样，记得最后一天我们要乘浙江过路的车子，早上四点钟就要起来，到公路上等车。因为茅坪是小地方，不是一个大站，所以必须去得早，错过了就没有车了。我们很早起来背着包站在公路上等车，根本没有想到要带早饭吃。陈校长很有经验，从包里拿出隔夜从村里小店去买的金钱饼，每个人发几个当早饭吃。乘上车了，我们班同学在车上为了抢座位跟司机吵架，吵完以后把汽车的玻璃都扎碎了，车子到了杭州站，司机要我们赔，结果那个学生就不肯承认。当时气氛挺紧张的。班里有一个老大哥，四川来的吴必中同学，他就主动找司机去说：是自己打碎的，我来赔。陈校长马上追上去说，你是学生，我是老师，我有责任的，应该我来赔。陈校长赔了钱，也没查是哪位同学干的。这件事情就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们记住要敢于主动的承担责任，而不是逃避责任。所以说老师的言行对学生的教育是最大的，也是最容易感染学生的。这点点滴滴，今天来想来还是很生动。
在美校的几年，正是青年时期的成长阶段，我们专业上不断成长，同时也在不断的完善做人，完善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老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个活的榜样，就是留给我们人生的一笔笔财富。
朱达勤是比我们高一届的，绰号叫老长，我们一直跟他一起玩的。他毕业留校以后，陈校长就规定我们必须叫他朱老师，因为他身份改变了，不是同学之间的关系了，在学校必须称呼老师，但课后你可以跟他打打乒乓球。这一点都是小事情，但学校就有这种规矩。什么叫学校？就是要有规矩。有了规矩，学生就守规矩，这三年守了这个规矩，以后到了社会上就懂什么叫规矩了，我觉得这很重要的。
我们还有一位色彩老师凌大维上课也有规矩的。有一次同学们去丝绸工学院参观他们去青岛写生的作业，大部分作业属于印象画派、后期印象画派、甚至是点彩法了。我们看了之后很激动，回来一路上讨论。到了明天上课，有些同学冒天下之大不韪，写生静物时有印象了，有点彩了。凌老师一看，立即叫停，强调课堂规矩。“什么叫色彩？就是用色彩来塑造形体。你们这种印象画法，课堂训练是不允许的，谁要坚持这样画，我是不会收这样的作业的”。大家只能乖乖换上新纸重画。到了明天，凌老师一早拿来了她自己的毕业创作，一幅油画《海港女青年》贴在教室的墙上。上课了，大家盯着这幅严谨的、古典手法般的油画。她再次重申：“用彩色塑造形体”。我现在想想她说的形体要求，大约是文艺复兴时期所钦定的形体规矩。
这种规矩就是老美校严格的冶学态度。我还记得在毕业典礼上，陈校长就大声批评了我。因为当时我们毕业要做展览，我画了三幅毕业创作，其中《苗族风情》得了优秀奖。陈校长当时就非常严格，他说：“不要以为你们获得了优秀奖了就真以为自己很优秀了，不是的！我现在看出你们存在一个问题：临到毕业了，你们还没树立起专业思想，还没巩固专业思想，到三年级了还在画画，竞争谁画得好，这条心还没死掉。”这个批评今天来看非常正确，因为当时我们还想做艺术家，忘掉了自己是学装潢美术的，不钻研装潢，同学之间一直就在比画。到毕业创作要画广告，那就应该按照广告来画。但当时还不死心，还是去竞赛，看谁画的棒。所以说，作为一个校长他看到毕业创作还去比画的好，实在有些失望。他真是苦口婆心，从开学典礼到毕业典礼一直在呼吁：要正确的对待自己的专业，要巩固专业思想。他怕我们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专业不够硬。到了送别的时刻，他还不忘批评几句，嘱咐几句。这就是老美校老师的美德，这就是老美校老师的规矩，这也是老美校老师的厚爱。
许：你们都忘记自己是学装潢的了。
张：对，所以老校长批评得对。他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低着头。这种批评在我们耳边上响了有二十年了吧。一个校长临近毕业了，还批评我们，说明他对我们的爱是无穷的。并不因为你们今天毕业了，得到了优秀的毕业创作奖了，就可以放过去表扬一通，还是该说什么就说什么。第一堂课说的和最后一堂课说的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校的风范，标准是永远不变的。我们从进校门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离开，永远是在这样一个规矩和标准下度过的。
许：古人说严师出高徒，有些道理的。我觉得你们那时的氛围很有意思，既有放松的开明的师生关系，又有严格的规范和要求，而且似乎也并不矛盾。
张：是的，当时年轻老师谈恋爱，我们还派人去偷听，回来告诉我们到底谈了些什么。然后第二天我们在班上会八卦一番，当成一件趣事。现在想想这些，觉得非常美好，同学和老师之间就像朋友之间一样，多好啊！
我还记得王建良老师，他当时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古代文学讲得特别好。我印象很深的是王老师的评分特别具有创造性。有一次考试，王老师一般都把复习的题目抄在黑板上，然后让我们自己复习。我们这个班同学脑子比较活，喜欢讨论，猜题目。大家都说王老师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戴望舒的《雨巷》，反反复复讲，肯定要考的，而且他平时说这首诗也说得蛮多的。大家都同意，只有我发表了反对意见。我说王老师故意着重讲此题，其实不一定考这题的。后来全班同学跟我打赌：他们都准备这一题，我就不准备这题。结果考卷发下来，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了，监考老师说你们笑什么？他们都不吱声了。全班只有一个同学没有准备这道题，那就是我。这一道题目就25分啊，万一不及格怎么办？我就凭着自己的感觉写，考完后，与同学们对答案，我的答案与标准答案相反了。到了宣布成绩的时候我的分数反而最高。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按照他的标准答案去写，而是把自己对这首诗独立的看法表达了出来，然后王老师就对我说：“这反映了你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教学生就要教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我的答案不一定就是你的答案。”在八十年代初期，一个老师能够这样评分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这样独立思考的能力。”像这种评语，对我未来的艺术道路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艺术创作没有独立性，没有自己的态度是不行的，只会沦为人云亦云。老美校的点点滴滴能够塑造人的一生，一份考卷在美校能够这样，我觉得是对青年人是一个鼓励独立思考和独立创新。
许：那些老师对你们的影响很大，说起收获可能比你们专业上所学都要大。
张：除了老师的言传身教，同学之间的影响也很大。当时竞争非常厉害，但是不妨碍大家互相学习、切磋，有很多绘画技法在同学之间传来传去。比如说当时班上有几个人都是在厂里设计室工作过的，他们画图案上色匀得不得了，而我们上色还不大匀，同学就教我们画图案时在颜料里加些粉就会匀了，我们就学会了这一招。这种技术也是千斤难买、受用一生的。不仅一个班的同学之间相互教，隔壁班的、不同年级的同学也都相互教。中午吃饭时，我们可以到其它班级去看他们画得怎么样，不断地学到一些新的技法与技巧。然后我们也请高年级的同学来看我们的画，高年级的同学就有义务来帮画得不好的同学改改画，这就是一种开放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态度，比较真诚。这种风气还是比较好的，这使得同学之间比较融洽，和谐团结，像一家人一样。
学校给我们一生的财富，就是同学之间的友情。我们这个班在老美校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个字——“团结”，团结到什么地步呢？班里任何人发生什么事情，一经通知，召之即来，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我们不但和自己班、和隔壁班、和上一届就是八二级的班都特别团结。我们两届的同学关系特别好，当时年纪不一样，大大小小都混在一起，甚至已经分不出哪一届是哪一届的了。毕业二十多年，无论是事业、工作、生活，都紧紧的融合在一起。工作上、生活上相互需要帮忙，事业上有什么问题一起思考讨论。因为人生当中有很多挫折，家庭，孩子，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就是你的亲兄弟和亲姐妹。你可能不想对其它人诉说自己的内心，但是同学之间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些老同学就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在老美校这个园林般的大家庭中，不但师生之间融洽，同学之间也因为有了这个因缘，成了再生的亲兄妹。这种感情一直延续到现在，直至永远，我觉得是千金难买的。用北方话讲，一个字——“铁”。
许：从美校毕业以后你从事了什么工作呢？
张：毕业以后我最早是想留校的，后来担心留到总务科去，就没留下。我到一个装潢公司去工作了，一干就是四年。因为自己也不喜欢这个装潢工作，还想做个艺术家，所以在88年的时候就在南京工人文化宫办了一个“北斗星”画展，参加展览的都是我们美校的老同学。现在想想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这个展览对于我们老美校来讲，可以说是社会上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同时对我们参加“北斗星”这个展览的人来说，也是走向艺术人生的一个起点。
许：“北斗星”画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吧？
张：当时我们刚毕业，天天在家里画画。唐应山在北京央美，周啸虎在四川美院，孙哲政在南京，严逢林在无锡，蒋建平在常州，我在苏州。毕业之后，我画得更加疯狂了，每个月工资42元，我常常请假不去上班，在家里画素描，搞创作，每月拿十几元工资了。我没有钱买油画布，去买装糖的白布装，拆下来几只缝在一起，成了一块大白布。自己买了骨胶和立得粉装在铁罐子里，放在煤炉上烧，烧浑之后刷在白布上，算是做底子了，当然还要用木钞皮钞钞平。我至今还没有画过真的油画布。没我买颜料怎么办？我只能去帮别人去画广告挣钱，我经常为各地建筑工地画建筑效果大型广告，有100平方米、200平方米的大广告，建筑工人帮我搭好三层、四层和五层的脚手架，把小太阳灯挂在脚手架上，那时我像一名建筑工人，日夜在脚手架上画画。画广告的好处是多余下来的颜料可以自己搞创作时用了。
为了“北斗星”这个展览，我日日夜夜地画。画了一套超现实主义的《病房系列》、《龙柱下------何日抬头》、《乡梦巳远》和《世纪末》等等。第一次筹备展览总是手忙脚乱，做画框、找卡车运输、去南京工人文化宫定场地、印海报、印请柬、找媒体、找有声望的人来出席开幕式、直至请客吃饭，样样都是自己想办法干。办这么大的展览花的钱太多了，大家都没钱呵！只能东拼西凑、东借西借，这真是穷人办展呵！在这时，镇江的以德叔叔最支持我了，他知道我从小热爱艺术，又没钱办事，他就帮我找人打画框、找卡车运输、找面包车去南京接贵宾、掏钱请人吃饭等等，我将永铭心中。
对我个人来说，这个展览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同时也表明了我对艺术志向的一种人生的选择，对于艺术志向的一种坚决。
“北斗星”展览是我们美校上下两届同学办的。当时办展的群体都要写一个艺术宣言，其实与前言差不多，主要是说明展览的艺术主张，因为我在校时喜欢写诗，还办诗社，所以大家都让我来写艺术宣言。
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为“北斗星”而写的，还记得是在虎丘山后面一个社办印刷厂的排字间里面，我坐在高高的排字椅子上奋笔疾书。文章题目叫“星光引路”。因为当时各种条件非常艰难，但是我们不被艰难所退却，还想在艺术的道路上奋斗，那个时候的心情就像是微微的星光在引导着我们前进，这也是很真实的。这个展览在南京办了以后轰动了。美校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我的《病房系列》刊登在《中国美术报》上，我们六个同学的作品和“星光引路”一起刊登在《江苏画刊》上。由于“星光引路”写得太锋芒毕露了，《江苏画刊》的主编刘典章派编辑余启平来展厅找我，让我第二天到江苏美术出版社去一趟。当时的人胆子都很小，我一个人不敢去。这么多同学就把我送到出版大楼下，然后他们在下面等我。我独自上楼去拜见刘典章，心慌得很，像犯了什么错一样。谁知道刘典章见了我说：“从文章里看出我对艺术的判断很敏锐，今天的中国美术要讲真话，现在很多人写文章不讲真话，你想不想讲真话”？我说我想讲真话。他在全国物色了四个艺术青年，想培养他们说真话。他说：“你可以为《江苏画刊》写美术批评文章，要讲真话”。我说好的，然后就下楼来了，我把刘典章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所有同学都不相信，他们说我：“你太幼稚了，你没请别人抽支烟，也没请别人喝杯酒，你们无亲无故的，凭什么要提携你呢？天下有本领的人多的是，这好事岂能轮上你呢？”我说：“这都是刘典章自己说的话，也不是我编造的。”同学们听了更加讽刺我：“这就好比鲁迅见到搞文艺的年轻人都会说两句表扬的话鼓励鼓励，不能当真的，你还是该干嘛？干嘛去”？我也随之忘记了这个事情。过了几天，刘典章写了封信给我，问我考虑好了没有，要等着我开写批评文章了。我收到这封信后，内心感到非常震动，又非常疚愧，同时，一个前所未有的辽阔感，一种无形的力量渐渐袭来。
这就是我人生的另一个转折。从1988年在南京办“北斗星”画展以后，我就开始做一个美术批评家。1989年春节，我去北京参加了《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开幕和一周的研讨会，我是气血方刚，天不怕地不怕，冲动，敢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敢把皇帝拉下马。当时高名潞提倡理性主义绘画，我就在展厅中对着理性主义绘画，当场就写了《理性主义大滑坡》。看了全国美展评委们评奖的过程，当夜就撰文批评，反对他们评出的金奖、银奖和铜奖。而把我认为的好作品写成了金奖、银奖和铜奖。哪里有最尖锐的问题，我的笔锋就立马扎向哪里，现在回想起来也很真切，要讲真话。刘主编胆子也很大，我写什么他就登什么，还开了一个栏目，叫“美术批评”。在中国美术史上，美术刊物上有“美术批评”固定栏目就是从此开创的，这就是创造历史。
为了讲真话，我的胆子越写越大，终于写得有一期《江苏画刊》被封存在印刷厂车间里，接到上级通知：“该期不得发行”。这下给闹翻了，我担心《江苏画刊》要停刊整顿了。江苏美术出版社的社长索菲和刘典章都是老革命了，根本不怕。刘典章写信让我立马去南京鼓起勇气，继续写，不要怕，继续讲真话。我连夜赶到南京，他当即写了幅书法送给我，两个字，“逆风”。我看了这两个字，什么话都不想说了，立即开工。从此，我又踏上前程难卜的征途，我只能与明亮的艺术肝胆相照，在逆风中披荆斩棘，越战越勇。
许：那时候《江苏画刊》组织了一些活跃在80年代的理论家撰稿，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张：对，很有影响。比如说，浙江美院刚提出“新学院派”，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学院派”在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哪来的“新”呢？我马上就写《检验“新学院派”》。过了一年，浙江美院又办了《新学院派画展》，我又去看了展，立马写了《再次检验“新学院派”》，当时就是这样真刀真枪，短兵相接，一路拼杀出来的，在刀光剑影中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勇往直前，我很快就成长起来了，为了讲真话，让我义愤填膺的走上了美术批评的道路，这一走就走了二十年，千辛万苦，风雨无阻！
许：你们同学也有一些成为了专业艺术家吧，今年上海双年展的时候，就看过他们合作的作品。说起来其它同学，跟你做的都不太一样吧？
张：他们大部分是做装潢设计，还有的做教师。我是比较另类的，从一开始想做艺术家到最后做了美术批评家，有些出乎自己的预料。我90年代初期到中央美院去学美术历史，以后又对考古感兴趣，参加全国重点文物考古等等，参加了1991年中国十大考古。后来我又到苏州博物馆当了八年陈列部主任。在这一时期，我对古代的艺术感兴趣，策划了青铜大展、陶瓷溯源、千印大展、百佛大展、明清书画展、苏州万年发展史陈列等六十多个历史与文物的展览，同时平行地对当代艺术进行研究。到了1999年，我到上海美术馆工作，主要策划上海双年展，以及一些国际性的大型展览与学术研究工作，现在我做上海美术馆管理工作，负责管理学术部、典藏部、教育部、展览部和双展办及国际学术交流。可以说，从1986年美校毕业到现在二十二年了，我的工作不断地在变，但是主线还是艺术。
许：你策划过那些有影响力的展览和那些有影响力的工作。
张：我策划了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和第七届上海双年展，蔡国强艺术展，陈箴艺术展，威尼斯雕塑展，圣堡罗双年展，果冻时代等国际性的艺术大展。十多年以来一直穿梭于东西方的国际艺坛上，出席各种国际当代艺术论坛、国际策展人会议和国际美术馆馆长会议。共同探索21世纪世界艺术发展中的问题与策略，共同探讨洲与洲之间、国与国之间、馆与馆之间、展与展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包括创建了艺术罗盘------亚太五大双年展，国际美术馆馆长会议制度和亚洲美术馆馆长会议制度，使得自己在国际性的学术视野中展开各项工作，进而在国际学术的前沿推进工作目标。
许：你似乎放弃了自己最初的一个理想了。
张：现在做策展，某种意义上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在画画。如何在21世纪的国际艺术舞台上主动去书写艺术史，用更高的理想和理念去呈现全球化境遇下的中国当代艺术，这是我的理想。我觉得无论是做艺术家还是批评家或者策展人，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在书写艺术史。因为有了前面做艺术家的经历，有了做艺术评论的经验，有了研究美术史学史的经验，也有了做艺术管理与艺术行政的经验，今天做策展人，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比较全面。
许：其实正如你说的，一通百通，你始终没有偏离艺术的主线。
张：上海双年展从第三届开始到现在第七届了，我做了五届。想想人生也很快，在苏州博物馆八年，到上海九年。“北斗星”画展距今二十年了，好像都在一眨眼之间，又好像什么都没变。我们一直都没忘记“北斗星”精神，而且在“上海双年展”上，只要是我们美校的同学来参加这个展览，都是以“北斗星”小组的名义参加的，在2004年“影像生存”那一届双年展上，“北斗星”小组是唐应山、孙哲政、王凯和严逢林。今年是我们美校的许学兵、吴立中，还有一个工艺美术技校的刘越，也是以“北斗星”小组参展的。所以说这第七届上海双年展开幕式上，来了许许多多美校的老师和同学聚会，好像“北斗星”变成了一个“LOGO”，都可以容纳进去。有时候它就是一种象征，并不是说属于你一个人，而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有共同理想、共同经历的这一代人。从进美校的1983年到1988年，一直到今天2008年，其实这一路过来真是可以用“北斗星”的精神来贯穿起来，象征着我的内心，象征着我的不屈，象征着前进的方向。不管是过去，今天，还是未来，都是这不灭的星光在牵引着我们日夜前进的步伐。在美校毕业后的二十二年中，我没有一天停止过前进、前进、再前进的步伐。
许：像当年那样，现在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最大的心愿和向往是什么？
张：我这个人活一天就有一天的理想。
就宏观而言，我的理想是在21世纪的世界艺术史上，让我们共同来书写，把中国的艺术主动地注入进去，融入到世界艺术史之中。因为当我们看英文写作的世界艺术史，如果是60卷，写到亚洲就很少，只有2卷了，在亚洲的部分，印度、日本等国家一起写，翻到中国只有一个章节，比如说秦始皇、兵马俑等等。这是因为是外国人掌握了书写历史的话语权，判断权和选择权，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颠覆。中国的艺术要确立在世界艺术史上正确的位置和它的贡献，这个任务，我们在21世纪应该把它完成。无论是在中文写作，还是在英文写作的美术史框架当中，都要有一种主动的选择和判断。在英语写作的世界艺术史洪流中，力争上游，将中国艺术嵌入其中，发出光芒。
同时，就微观而言，身为一位当代艺术双年展的策展人，我在面对西方当代文化时，向来将双年展的走向定位在本土文化基础之上，进而发展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并且属于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多年来在西学中用的过程中，从中国古人的智慧中汲取经验与美学，结合当代艺术的创新，激活未来的世界艺术，引领中国当代艺术。就连本屆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丹尼尔比恩鲍姆也曾亲临参观，并已经宣布将向当代中国艺术投入大量关注。可见得上海双年展已建立具有国际性、当代性、学术性的一個国际交流平台，而如何能让中国当代艺术的思考与实践成为世界当代艺术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目前的心愿和向往吧！
许：这可能也是多年策划“双年展”给你带来的某种影响吧？
张：是的。孔子曰：“文字定春秋”，中国艺术再好，人家不写，等于零。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办法怎么改变一种历史观和历史的书写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重要任务，也是具有国际文化政治与文化战略框架下中国当代文化崛起的任务。
许：“双年展”办了这么多年，你遇到过瓶颈吗？
张：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的，波澜起伏的，但是有时候也会柳暗花明。瓶颈对于我来说不存在，就如同春夏秋冬，春天来了，万物苏醒，春天结束了，夏天就来了，一切皆顺其自然，在我的心目中：一切皆可能！
许：学校发展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从你的眼光来看，对我们学校在教学上或管理上有没有什么寄语？
张：每个学校的特点都不一样，我们美校有美校的特点。我觉得还是要把以往我们老美校的那种光荣传统继承发扬。当然，现在的美校和东北街的美校不同，以前那个地方小，人与人朝夕相处像一家人一样。而今天学校这么大又这么开阔，简直不敢想象。我关心的是，有些精神别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学校的形态变了以后，精神上的内核与动力是不是还可以保留？就像个人教学的魅力、人格的魅力和艺术的魅力，在老师当中是不是还能够保留与延续？这些精髓如能代代相传，就是美校的精神和魅力所在。还有师生之间的情谊和同学之间的友爱，这一点能不能变成我们的校训？尽管在学校，同学只有相处三年，但毕业以后的人生有几十年，这都是一笔很大的财富。老师和同学之间是永远的师生关系，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辈子的，我们老美校的光荣传统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共同进步。这几句话在老美校已经变成现实了，融入到我们同学们的血脉中去了。这就是成果，这就是贡献，这么多学生就是有力的注解。我觉得如果学校能做到这两点，能够把它继承下来，那就回应了我们老美校门楼上镌刻的“基德有常”，在师生们的心中涌现“清芬奕叶”！
日期：2008年10月10日
时间：上午10：00
地点：上海美术馆
采访：许春燕
摄影：刘洁
摄像：黄新军
整理：徐彩萍
编辑：许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