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1941年

毕业：1962年

专业：商业美术

经历：1981年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市维多利亚音乐厅举办油画个展

1987年参加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江苏中青年十人展”

1990年于台北、高雄举办“油画、水墨画个展”

1992年于日本长野举办“油画、水墨画个展”、于神户举办“中国画个展”

1993年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国家美术馆，由法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国际双年展”中获“最杰出中国画家特别奖”

入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1999世界名人录》

现职：苏州国画院专业画家

潘平观（以下简称潘）：今天想请余老师谈谈对母校的感想，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余克危（以下简称余）：我刚刚来的时候叫工艺美专，五十年了，母校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当时我们的学校，用现在的眼光讲，就是小得可怜。当时学校的环境是好的，就是在拙政园啦，现在的园林博物馆就是我们的校址，有文征明亲手种的紫藤，文化渊源还是很深的。但是那个时候很穷，整个国家都穷，没办法，所以那时候我们生活都很苦。但是我觉得学校最好的一点就是同学们都很努力，都很发奋，师生之间感情都很好。老师一门心思培养学生，学生一门心思念书。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关系。一直到现在我对学校还是很留恋，留恋它的一种纯朴的感情，留恋它的一种正气。其实应该说我们那时候政治运动太多。我们学校成立在大跃进，一个疯狂的年代，我们学校结束在一个国家最困难的年代，所以我们这一代从少年到青年，在长身体的时候吃没有吃，生活艰苦的不得了。画画用的纸比现在的草纸都差，素描画在马粪纸上，画在买的宣传画的反面，就这种条件。但那种年代倒是磨练人，锻炼了一批人。我们同学相互勉励倒反出了一点成就。应该这样讲，我们学校很短命，就4年，就毕业了我们一届。但是这个短命学校倒成就了一批特别肯吃苦，特别能经受生活磨练的人。现在我们都老了，但是当时我们确实不怕苦，愿意吃苦。跟现在当然不能比啦。我现在夸我们学校漂亮得不得了，每个系、每个专业都有很好的设备，有很好的条件，根本就是天上地下。但是从感情上来说学校给我留下的东西太深刻了，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我觉得学校给了我们无穷的源泉，无尽的力量。当然，我更多强调了师生之间的感情。因为那时候的老师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学生教好。他根本不会去想：我这个画能不能卖掉？社会上没有卖画的事情，所以他很单纯，他教好学生就高兴得不得了。我们那时候有个年轻老师，叫周爱珍。因为我们学校师资力量不多，但这个年轻老师倒是学校的骨干。她龄就比我们大六、七岁，但全身心投入教学，恨不得把她会的都传授给你。周爱珍老师以同学的进步为荣，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为了帮助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的时候，因情感激动而无法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而哭泣的情形。我看现在的师生啊，这种感情太少了。我还有一个老师，叫杨公毅。这个老师没教过我，他是教花鸟的，而且他是教我们下一班的。但是这种老师真是好得不得了。这个老师我一直都很敬重，一个好好先生。他看我在画油画，也不响。六零年，就是我二年级升三年级那个暑假，一天我在上海街头写生，画完画回家一看，我家里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杨老师。事先他也没有跟我讲，就赶到上海我家里来，他就坐在那里等了我两个多小时，我因为在外面写生不晓得家里来客人了。他看见我回来很高兴，我看见他也很吃惊，因为从来没有来往，我又吃惊又高兴，我说：“杨老师，你怎么来了？”他是从学校那里打听到我家的地址以后特意赶到上海来的。他来什么目的？他说你画油画，我要带你去见颜文樑。他说颜文樑是他的恩师，颜老师肯定肯接受你这个学生的。我根本就没想到，他就这么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那天他等了两个多小时后，我回家已经蛮晚了，就没法去。后来第二天，他和他儿子一起陪我到颜文樑老师家去。当然颜文樑老师高兴得很，我后来就投在颜老门下做学生了。没有杨老师的推荐，没有他的引路，我不可能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也写到这个事，后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过世了，我连当面谢谢他这个话都没讲过，他就去了。按现在的我应该感谢啊，送点什么啊，我就是当面谢谢两个字都没有讲。因为我也是小孩，我也不懂得这个。我觉得老师好像也应该得这样，老师呢也认为这个是应该的，好像这是人之常情，觉得学生有希望就应该推荐。杨老师的儿子后来跟我是好朋友，他的儿子在上海一家工业单位搞设计，后来很多次都是他儿子陪我去颜文樑老师家，画了画就拿去给颜老师看。过后杨老师走了，他儿子跟我说，杨老师在学校里最看重的两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刘振夏，杨老师对这两个学生寄予厚望。虽然杨老师不是我们班级的老师，他是一年级的老师，但我们好多同学也都得到他很大的帮助。他从生活上、经济上，多方面去帮助同学。同学没钱他就拿钱给他们；同学没钱买美术材料，因为美术材料也是蛮贵的，那时候虽然很少，但是还是要买的，他去买了分发给大家；这种老师都是好得不得了。我说他是好好先生，他平时也是笑咪咪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他就走了。因为他以前去日本念过书，到日本去留学过，文化大革命他就变成日本间谍了，糊里糊涂得，躲不过这个关。但这种人品德之高尚，让人终生难忘。所以我庆幸念这个学校，这个学校老师的高贵品德给我们留下了太宝贵的印象。所以我做人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坦坦荡荡，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这都是老师传给我的。杨老师，我可以说现在很少会有人提到他的，因为他不是大家，不是社会公众人物，但是我愿意重重地写一笔。我觉得越是这种不声不响，越是看起来平凡的人，越是心地善良的人。他就是那种愿意全身心的为学生的人，他看见学生好他就高兴，他看到学生买不起笔他就难过。那个时代好的地方现在是找不到了。那个时候确实是苦，刚进学校，赶上大跃进这个疯狂的年代。不上课，在外面炼钢铁。就在现在孔庙的地方，从早到晚，从晚到早，轮番地，睡觉都不睡觉地，不晓得搞什么东西。拿煤球炉去烧钢铁，把好好的钢铁，好好的家具，好好的东西都变成废品，这就是那个年代。但是这个年代，老师和同学结下的友情很难忘。记得有一次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在孔庙这个工地上，吴羏木老师买了几十块肉，请我们每人吃一块，这块肉终生不会忘记。

潘：听说您和颜老的交往比较多？

余：当时我跟颜文樑先生的关系特别亲密。我长时间不去他家，他就想我。我从60年暑假开始认识颜老，认识他以后就不断去讨教。颜老每一次都认认真真，手把手地教我。80年我首次开个人画展的时候，颜文樑老先生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在《苏州日报》上发表，叫《画坛新花——赞余克危的油画展览》。展览两个月以后移到上海，颜老又亲自主持。上海比苏州热闹，颜老上海一大批学生都来参加。这些学生都五、六十岁了，我当时也三十八岁了，他们都带着同门师兄弟的感情来参观。颜老是国家美术界前辈，是苏州美专的创始人，颜文樑特别平易近人，对学生很好。

潘：长期不断的写生，大自然赋予了你什么？

余：我这辈子可以说三十年功夫都放在写生上面。从学校出来一直到1991年，整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都在野外写生。开始条件差，就在苏州市两条腿能跑得到的地方写生。当时法国有一个印象派的艺术团体在一个叫枫丹白露的地方写生，我的枫丹白露就是现在的城东公园。那时候城东公园还不是一个公园，那时候有城墙，城墙外面有河，城墙里面有河。那时候有很多土堆，有点小山坡，有点树，河水就像池塘一样。我在那个地方整整画了七、八年吧，没地方画就到这个地方画，这个地方我也留下了很多作品。到现在我出版的绘画集中间，还有很多那时候的作品。后来条件稍微好一点，后来我调到国画院，组织上也给我一点钱，我可以跑到广西、桂林、庐山啊这些地方出去画。那像发疯一样，高兴得不得了，从早晨天没亮画到晚上天发黑回住的地方。那时宾馆也住不起，住在小旅馆。后来当然也住宾馆了，因为宾馆不要我钱了。写生给我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写生给我增加了很多，现在在我脑子里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三十年的积累，我今天也不知道能画什么东西。

潘：您康复后还在不断的进行艺术创作，是什么支持着您？

余：生病以后开始不能动，不能吃，那当然没法画。后来终于能动了。因为已经几十年画下来了，而且从小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这个习惯从工艺美专学时就开始了，这也是我自己的追求。离开了活着也没有意思。但是客观来讲，我不可能再背着画架出去画画。正在这个年代，我又碰到了一位好老师。80年代，我在黄山写生的时候碰到了刘海粟先生，他当时就跟我讲不能再这样画下去。因为他当时在黄山看到我写生，他挺欣赏，他也知道我是颜文樑的学生。他说我画得很好了，写生也算国内顶尖了，写生已经到头了。他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画家。他说我要当大画家还是小画家？当时，我当然也不好意思讲。他说我要当大画家就不能这样画，要当小画家，当一个美术学院的老师，这样画对的。但是要当大画家，就要把这些东西扔掉。我当时想让我扔掉几十年弄下来的东西，怎么可能？但他说一定要扔掉，扔掉以后才会进步，才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当时我听不进去，实际上我也没有按他的话做，我还是在搞我的写生。因为老实说我已经习惯了，叫我把写生放下来去另创一条路，我没这个勇气。到后来生了这么一场大病以后，老天不让我出去写生了，画箱背不动了，体力也不够了。老天不让我走这条路了，我忽然想起刘海粟老师跟我讲的话。我想刘老早就叫我不要这样画了我还在这样画，现在我生病了没办法再出去画了，我是不是应该走走别的路。我有一个爱好，我喜欢画花。写生的时候我可以对着，比如一个夏季荷花开的季节，我可以在荷花池边连画两个月。两个月我可以连续在池塘边上画荷花，可以画几十张。还有画月季花，就在它这个季节，我也能每天去画很久。所以我脑子里面这些花的形象积累得很多。后来我想没法再画了，在家里怎么办呢？就开始画脑海里的画面。有好多朋友知道我喜欢画花。他们也送一些花的资料来。那个时候有很多朋友给我送玫瑰花，各式各样的玫瑰花。还有送玫瑰花的摄影作品来给我参考。我那时就画了四年时间，画了一百副玫瑰花。等到四年画下来，脑子里全是花。在后来我觉得，我已经不需要什么花了，我就把花丢掉，我就画我心里的画，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有的是说不上名堂的花，但是花的感觉总还在。后来接着我又画了一批，我给它取个名字叫“花之韵”。一种说不上名堂的花，但是我感觉还是花。这个一批画下来，我就更觉得不需要拘泥于花不花，把这个花丢掉，我就开始画无题。还是花的感觉，但是已经看不见花的形了，但色彩、感觉还统统保留着。所以我接下来就开始无题了，什么题目都没有，就画了一大批无题，无题是这套画册的第四卷，全部都是无题。无题越画越开心，越画越舒服，人也越来越放松。那个时候因为我身体不好，我也很怕过多的去参与社会活动，我连画展都不参加，什么都不管就画我自己的画。越画越开心，身体也慢慢好起来。我心里很开心很踏实，我觉得现在绘画的路越走越宽，是谁给我的？是刘海粟给我的。刘海粟毕竟是老一辈的大师啊，他的话确实是好。如果我现在身体还很好，写生可能比过去更炉火纯青了，但是毕竟还是停留在写生。而我现在画的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包括美术界对我现在画的评价很高，他们认为我完全走了一条自己的路，是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走的，我很开心。开始我也不是很有目的的，实际上艺术发展它有轨迹的，这个轨迹怎么产生的，就是从我开始画玫瑰花，还是很具体，然后转到“花之韵”，然后再转到无题，那实际上就是一浪推一浪的，没有前面的一步，没有再前面的三十年写生，我画不成现在的东西。所以我整个艺术的过程就这么过来了。我感谢那些大师对我的帮助，我也感谢我自己前面下的苦功，写生换来的坚实的基础。所以我现在能再画我很高兴、很心安理得，我觉得这条路肯定是走得很对的，今后再这么走下去，或者走到什么地方，就走了再说吧。

潘：在绘画的实践中，您不断创新，每个阶段的作品都有较好的表现。

余：每个阶段的作品总归是代表了每个阶段的面貌，你说这个面貌，即使是我很年轻的时候画的那些写生，用现在的眼光看还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它把我当时二三十岁一股年轻人的激情，年轻人对大自然的认识，与大自然直接的一种交流体现了出来。我很反对现代人不写生，就凭当地去拍的照片回来再画。当然也能画出好画，但这个画，你跟照片的交流，无论如何比不上你跟大自然的交流，这种感情的交流深刻、深入。因为照片已经是死的东西。你把照片作为你创作的依据可能可以画出比照片好一点的东西，但你缺少一种跟照片本身的东西的感情交流，你这个作品可能不如跟直接交流的作品来得丰富。所以我现在把以前的作品基本上都保留着。实际上在二十年以前，就有好多国外的同行、收藏家要来买我这些新的作品。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上海油画院的邱瑞敏先生介绍他的美国朋友来看我的画。我把一箱子写生打开来一看，这个美国纽约美术学院的老先生看了都很吃惊，他说现在我们美国已经找不到这种写生了。他说你这个一箱子画是宝，他当时就跟我讲，你能不能让掉一点？后来我就跟他讲，看起来不大可能，因为我自己也舍不得。当时出几千美金已经是不得了了，那是八十年代啊。他说我买一点，我说我舍不得卖。后来我送了一幅给他，他也送了一幅他们的作品给我，作了一个交换。这个之后呢，日本也有人要来买我这个画，到后来台湾也有想买我这个画的。我一张都没卖。当然实际上我也卖掉了一些画，因为那个年代我们靠工资过日子也没法过。小孩都长大了也需要花钱念书，出国留学。我卖掉的全部都是根据以前写生再重新画的画。所以我写生的原件一张都没有卖，都留着。这三十年的写生我现在积累下来，大概有一千件以上，一直藏着。你说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面貌。当然我现在也是进步的，肯定比我年轻的时候画的好，但是我也不否认我这个花之韵的优点，也不否认以前画的玫瑰作品的优点，每个阶段它的价值不同，但是它都是有价值的。所以不要一定把它区分是哪个时期更高一点，更低一点，这个高低之分很难讲，也是人家评定的，不是我自己去评价。

潘：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在你大病过后，你的创作理念上有一个很大的转折？

余：可以这样认为。应该说这是一个飞跃。这个飞跃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所以有好多朋友说，你是因祸得福。得到的就是我把应该摒弃的东西都摒弃了，我就另外开辟了一条新路，走我自己的路了。我这条路看来也只有我一个人能走，因为其他人不可能有这种经历，不可能跟我走得相同。所以应该说也蛮好的，至少我自己觉得还对得起自己。而且现为我觉得以后画画的路更宽了，也许我的创作就更自由了，我就可以完全按照我新的理念去表现我新的东西。大概也就是这么一点感受。

潘：对我们学校，对工艺美院的今天、明天提一点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余：我们这个学校跟我们那时是两码事了。现在学校规模这么大，条件这么好，这么多的资产，这么多的设备，我们那时哪有啊。一样都没有。要个照相机也很不容易。贺野老师写的一个办学记，写得还是蛮生动的。靠了一辆黄鱼车就把个学校办起来，黄鱼车还是借来的。我现在也开始走向老年了，不客气的讲些老人说的话，希望这个学校不要辜负这么好的条件，不要辜负现在这么好的气氛，不要辜负这么好的一个外部条件，好好得培养一批人，好好得为国家造就一批栋梁之才。这倒是我由衷的希望。因为我们那时候，从外部条件来说这个国家乱七八糟。解放到现在差不多明年就是六十年，前三十年简直就是混乱。几十年人家进步得这么快，我们这三十年是干什么啊？大家饭都没得吃，苦得不得了。到现在又三十年，我们在邓小平指引的一条新的路，让国家在世界上，总算中国也立得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不要辜负了这么好的大好时光。不要把眼前利益看得太重，是不是可以放长线，好好得培养一批人才，让工艺美院名副其实得成为一个好的学校。现在工艺美院把我们这段历史也写在一起，捆绑在一起，但是我希望我们早先的工艺美专那些艰苦奋斗，在最起码的条件下那些努力上进的精神能够发扬光大，那我们这个学校前途无量。有这么好的条件，再加上有这种努力向上的决心，将来可以成为我们国家，甚至世界上名牌的学校。看就看怎么走，看就看是不是往这条路上努力，如果就看一点点眼前的利益觉得这太可惜了。一直到现在，当然我这个人太保守，我把这个画都压在家里，可能跟潮流也不大符合。但是我从内心来讲，这种精神现在还是得学一点。我对学校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从内心来讲希望学校越来越好，将来能出一批国内一流的、国际一流的大家。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工艺美术事业贡献很多。这是我的希望。

日期：2008年10月29日

时间：下午2：00

地点：桃花坞大街家里

采访：潘平观

摄影：刘洁

摄像：黄新军

整理：徐彩萍

编辑：邓海霞